扶贫“最后一公里”为何成为“贪腐重灾区”?

时间:2020-01-23 来源:www.qdhaixiao.cn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问题:为什么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严重腐败灾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詹一佳、黄浩明、宸妃

随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关键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扶贫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一些腐败的“黑手”向贫困家庭伸出“救命”和“生存钱”之手。

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1892起,比2015年增长102.8%。

为什么扶贫的“最后一公里”是突出的?如何更有效地惩治“劫贫济困”问题……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新华视点”记者赴广东、广西对检察机关查处的一些扶贫腐败案件进行了深入采访。

“严国拔了毛”村危房改造资金的一半给了干部“

”去年,几位检察官突然来找我。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用于修缮破旧建筑的近一半资金已经被耗尽。“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鳌江镇鸟坑村村民高奈扎(Gao Naizha)回忆说,2014年,他收到了8000元用于危房改造,但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应该收到元。

检察机关发现,2013年至2014年,村党委书记高盛超非法领取住房困难家庭银行存折,并到信用社领取现金。他没有用现金全额分配资金来支持危房改造。他从13户住房困难家庭中扣留了8万元,相当于他口袋里的危房改造资金的一半。2016年,高盛超被判腐败罪,判处一年监禁,罚款10万元。

检察机关调查的这些案件在扶贫领域具有代表性。

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广东检察机关共立案118起,查处针对贫困人口的职务犯罪,其中大部分是村两个委员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此外,帮派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突出。这些基层干部被群众嘲笑为“歪嘴和尚”,他们读“好经”帮助穷人。

从涉案金额来看,去年广东反贫困职务犯罪平均每起案件涉案金额为12.5万元,最高涉案金额为54万元。

”虽然有些涉案人员级别不高,涉案金额也不大,但他们拿的是穷人的“生存钱”。坑人伤害人民的行为是非常有害的,影响了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广西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郭伟说。

公众的“缺席”和“连锁腐败”令人震惊。

近年来,许多职能部门都采取措施确保扶贫资金的准确到位,如村账管理、成立村财监察小组、不定期监督检查等。为什么在如此多的监测方法和措施下,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扶贫和腐败的案例,甚至基层的腐败“崩溃模式”?

记者就“劫贫济困”背后的因素采访了许多检察官、基层干部和村民。

村务公开不足是大多数有扶贫和腐败问题的村庄的“通病”。梅州市五华县绵阳镇双黄村前党委书记宋付强等五名村干部在2014年借用村民身份证假材料,骗取扶贫专项资金32万元。

五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鹏告诉记者,村里的村务全年都没有变化,金融体系非常混乱,重大问题和重大支出都没有披露,甚至还有晚上在墙上张贴信息,第二天早上撕掉的“走过场”。公众无法了解村务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扶贫政策。

更糟糕的是,一些村干部用他们必须申报和检查的材料公开向群众索要

记者从最高检察机关了解到,为了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真正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努力加强对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预防和监督机制,确保扶贫政策和资金的落实。

自去年8月以来,广东省清远市增加了一批“反贫困反腐败监督员”,作为反腐败反贫困的“一线卫士”。任命这261名驻村一秘和6名基层检察机关负责人,是为了加强扶贫一线的社会监督力量清远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于洪斌认为,应该扩大反贫困反腐败监督员的试点地区和选拔范围,并邀请瓜店镇和街道的媒体记者、常驻律师和干部加入团队。

信息化的应用在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广东,省检察院正在协调省扶贫办向检察机关开放“扶贫云”信息管理系统。该院副检察长李月桂表示,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可以有效共享贫困人口数量、地区分布、扶贫项目清单和扶贫资金安排等基础数据,使检察机关能够实时掌握扶贫开发的基本情况。

在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利用中国邮政广西分局的大量乡镇网点,联合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的邮政媒体宣传网络。该网络在广西650个邮政营业网点的屏幕媒体终端上播出,覆盖该地区14个城市、75个县和480多个乡镇,扩大了扶贫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公益宣传的覆盖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入分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频发的特点、手段、方法和环节,找出当前扶贫领域基金项目的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标本兼治,构建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防范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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